一切優(yōu)秀的、得以傳世的外國文學作品都是那個民族的精神財富的一部分，我們把它翻譯過來就能使我們的讀者也享有了這種財富。不記得哪位學者說過“優(yōu)秀的文學是全人類的”，當然因為有語言障礙，就需要把它翻譯過來。因此可以說文學翻譯是一項既重要又光榮的事業(yè)。幾十年來，我國一代代的翻譯家、翻譯工作者，都是沿著嚴復、林紓、魯迅、瞿秋白等先驅(qū)者開創(chuàng)的路，以自己的才智和創(chuàng)造性的勞動在文學翻譯這片園地上辛勞地耕耘著。
我無法說出五十多年來到底有多少文學譯著，有多少人翻譯過文學作品，但是對那些優(yōu)秀的外國文學作品，那些名著、名譯，我們會終生難忘。那些偉大的翻譯家（他們確實偉大）的名字我們也會銘記在心。比如，梅益先生翻譯的《鋼鐵是怎樣練成的》。這部只有三十余萬字的書卻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從五十年代起，不知有多少青年人都把那段有關(guān)生命的名言抄錄下來，記在心中，他們正是懷著不虛度年華的人生信念，為保衛(wèi)祖國奔赴戰(zhàn)場；為建設(shè)祖國奔赴大西北、北大荒，獻出了他們的青春乃至生命。據(jù)說這個譯本已經(jīng)印了三百八十余萬冊，這個數(shù)字說明了它的影響也說明了它受到熱愛的程度。要知道，在有些地方，一本書是多人傳著看的。北京有的中學還有以“保爾”命名的班級，由此可看出這本書現(xiàn)在在青少年中的影響
在回顧五十多年來外國文學的翻譯介紹，就不能不想到為我國文化建設(shè)作出獨特貢獻的“三套叢書”，即《外國文學名著叢書》、《外國古典文藝理論叢書》、《馬克思文藝理論叢書》。今天四十歲以上的讀者可能還記得那些綠底淺網(wǎng)格封面的名著。這三套書是1958年由中宣部領(lǐng)導提出、社科院負責具體工作的叢書，集中了全國著名的外國文學專家、學者、翻譯家、出版家，共同制定計劃并實施的一項文化工程。經(jīng)專家調(diào)查研究、集思廣益精選出的約200種世界上最優(yōu)秀、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它幾乎涵蓋了東西方各民族自古代中世紀至近代，思想藝術(shù)均臻完美的史詩、詩歌、戲劇和小說中的杰作，規(guī)模宏大、系統(tǒng)完整，基本上能反映出截至當時世界文學的發(fā)展演變，及其豐富多彩、多樣化的歷史進程，為后來外國文學的譯介工作打下了基礎(chǔ)。參加翻譯工作的均為我國一流的翻譯家。由于他們的學識淵博，中外文功底深厚，加之他們孜孜矻矻、精益求精的工作態(tài)度，使譯文既忠實了原著又保持了原作風格，堪稱譯作精品。（例如，《堂吉訶德》的譯者楊絳先生精通英、法文沒學過西班牙文，為譯好這本書，她自學了西班牙文。）這些書中的絕大多數(shù)都經(jīng)受住了時間的考驗，受到一代代讀者的歡迎。這三套書的問世確實開闊了我國讀者的視野，提高了他們的文化修養(yǎng)，對于我國外國文學教學與研究的深入開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時對于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藝理論研究的人也提供了可以借鑒的世界文化遺產(chǎn)。
由于當時的世界政治環(huán)境，在五、六十年代，我國對歐美當代作品鮮有介紹，不過作為供文藝界內(nèi)部參考，曾經(jīng)出過一批“黃皮書”，而這些書是當時十分敬業(yè)的外國文學出版工作者通過對西方當代文學的跟蹤調(diào)研，經(jīng)與外國文學專家研究選出了當時西方有代表性作者的代表作翻譯過來，因封面為簡單的黃色故稱為“黃皮書”，這之中就有塞林格的《麥田里的守望者》、凱魯亞克的《在路上》、貝克特的《等待哥多》以及阿克肖諾夫的《帶星星的火車票》等。其中一些書在八、九十年代均獲正式出版。
“文革”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外國文學的翻譯出版工作迎來了新的春天。因“文革”停下的“三套叢書”工程重新啟動，許多“名著”的翻譯工作繼續(xù)進行，同時翻譯界又開始填補外國文學介紹中的空白（如東方文學的介紹），過去一些轉(zhuǎn)譯的作品由專家們從原文重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西方一些有代表性或有認識價值的當代暢銷書也開始翻譯介紹過來，并受到讀者的歡迎。例如戰(zhàn)爭風云》，就一版再版（最初也是內(nèi)部發(fā)行）。八十年代中期，二十世紀外國文學名作開始被有計劃地翻譯介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二十世紀外國文學叢書”，選收了二十世紀文壇上影響大的優(yōu)秀作品，以小說為主，兼及其他。使讀者通過作品了解一些二十世紀歷史的變化、社會思想的演進，以及各國文學的繼承與發(fā)展。勞倫斯、毛姆、康拉德、德萊塞、海明威、�？思{、托馬斯·曼、加繆、莫拉維亞等等二十世紀名家的佳作逐步問世。從八十年代中期，尤其到了九十年代，更多的現(xiàn)當代外國名著和現(xiàn)代主義各流派如象征主義、“意識流”、存在主義、荒誕派戲劇、“黑色幽默”以及拉美魔幻現(xiàn)實主義等中的代表作也先后譯介過來。讀者們也逐漸熟悉了薩特、辛格、貝婁、契弗、莫瑞森、納博科夫、馬爾科斯、杜拉斯、昆德拉、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博爾赫斯等各國名作家�，F(xiàn)當代優(yōu)秀作品和有代表性作品的譯介確實使中國讀者進一步開闊了眼界、更廣泛的認識了世界，對西方現(xiàn)代主義也有了了解，當代外國作家的藝術(shù)風格對中國作家也有可借鑒之處。也是在九十年代初，兩部被稱為西方二十世紀初文學經(jīng)典巨作的《追憶似水年華》和《尤利西斯》相繼給翻介過來（其中《尤利西斯》有兩個譯本，一個譯本譯者是研究喬伊斯的著名學者金隄教授，一本譯本譯者是著名作家、翻譯家蕭乾、文潔若夫婦），在中國文壇引起了極大關(guān)注，在海外有些媒體也刊登了有關(guān)報道。
到了廿一世紀，外國文學工作者們對外國當代作品的跟蹤研究更加系統(tǒng)，外國優(yōu)秀作品的譯介更及時，而選題的確定、版權(quán)的購買、翻譯組稿、編輯加工以及出版，都更強調(diào)時效性，這就要求學者、譯者、編者之間協(xié)調(diào)配合�？上驳氖�，在上述人員共同努力下，從本世紀初面世的那套“廿一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說”是一個比較成功的范例。
除了作品的譯介，從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起，文藝理論著作的譯介工作也受到重視。應(yīng)著重提及的是陳  先生主編的“二十世紀歐美文論叢書”。這套書精選了當代歐美各國“有代表性、有影響、有學術(shù)價值的各流派論著”，譯者多是外國文藝理論研究方面的學者，且許多是年輕專家。這套書的翻譯對我國文藝界、理論界和教育界提供了很有價值的資料。
在外國文學翻譯工作中還有一支力量也不應(yīng)忽視，那就是刊物：其中《世界文學》《外國文藝》、《譯林》受到了廣大讀者的歡迎。它們雖然版面有限，但是卻以較快的速度把國外作家的最新動態(tài)、作品出版信息和譯文刊登出來，使廣大讀者，特別是文學工作者對最新的外國文學作品、新出現(xiàn)的作家和新的文學走向及早地了解和接觸。
最后我想說的是國家與文學界對外國文學的翻譯工作一直非常重視，譯者的貢獻得到了承認。我國聲譽卓著的文學獎項魯迅文學獎還設(shè)有翻譯彩虹獎，以表彰翻譯家的成就和突出貢獻。最近兩屆獲得彩虹獎的就有綠原、楊德豫、江楓、屠岸、顧蘊璞、董燕生、王煥生等翻譯家。在迄今頒發(fā)過的五屆國家圖書獎中，獲獎的翻譯作品就有《莎士比亞全集》、《羅摩衍那》、《世界反法西斯文學書系》、《塞萬提斯全集》、《荷馬史詩》等，獲提名獎的就更多了。再有，近年來，外國文學翻譯的研究工作也受到了學界的關(guān)注。這些對外國文學的翻譯工作都有很大的促進，對外國文學翻譯工作者也是很大鼓舞。
總之，幾十年來外國文學的翻譯介紹成就有目共睹，老一輩翻譯家開創(chuàng)的事業(yè)，后繼有人，且今天譯者隊伍空前壯大。更令人欣慰的是，八、九十年代以來，確實涌現(xiàn)出一批非常優(yōu)秀的年輕譯者，他們是今天中國文學翻譯隊伍的中堅力量。我們相信，他們的奉獻會使中國的文學翻譯事業(yè)更加輝煌。當然，今天的文學翻譯工作中仍有令人擔心之處。近幾年，許多老專家們也不無憂慮，那就是一些書的翻譯質(zhì)量差，名著復譯太多，甚至還有濫竽充數(shù)者。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恐怕要評論家、讀者、出版社共同努力，做好文學翻譯的評論工作，給讀者以指導。出版社編輯要有責任心，把好質(zhì)量關(guān)。讀者購書時應(yīng)選擇可信的譯本。
 任吉生，原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主管外國文學編輯工作，終審書稿），編審。中國翻譯協(xié)會常務(wù)副會長、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中國出版工作者協(xié)會外國文學出版研究會主任。主要翻譯作品：《海鷗喬納森·利文斯頓》、《布羅迪小姐的青春》、《馬亞一家》（合譯）、《戰(zhàn)爭風云》（合譯）、 《富人，窮人》（合譯）、《任性的卡琴》、《叢林故事》（合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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